让蓝领成为中产主体
■ 拥有一技之长的蓝领工人，应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体。这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对于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更是意义重大
■ 技术工人的待遇，不仅指经济待遇，还包括政治待遇、社会待遇
■ 以技能参与利益分配、打通职业发展“天花板”“玻璃门”、技能等级同大城市落户挂钩
■ 我国技能劳动者数量仅占就业人员20%，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1/4左右，掌握“高精尖”技术的高级“工匠”更是凤毛麟角。中国最需要什么类型的高技能人才、哪些领域最缺工匠？谁来锤炼工匠？谁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推荐阅读→锤炼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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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屈辰 黄浩苑 周竟 石庆伟 实习生袁舒
金牌获得者20万元，银牌获得者12万元，铜牌获得者8万元，优胜奖获得者3万元——这并不是奥运会的重奖标准，而是中国对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的物质鼓励。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过三届被称为“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并于2015年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重奖是一种引领，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不仅国家层面有重奖，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对“塔尖”上的高技能人才，很多企业也是重金相求。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工匠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
很长时间以来，在“工字不出头”的思维定式下，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孩子当工人，绝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而非职校。“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的82%，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70%。这种现象令人深思。”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沈荣华说。
“现在，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仍然不高。即便是技术娴熟、工艺精湛的高技术人才，也仅能获得与中级管理人员相当的收入。社会上普遍认为一线工人苦、脏、累、穷，工作不体面。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地位也不高，向上流动机会较少。”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部负责人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和企业很难吸引到优秀技术人才，这是高技能人才队伍难以壮大的最重要基础原因。”
“拥有一技之长的蓝领工人，应该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体。这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对于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更是意义重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吴江认为。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高技能人才薪酬体系，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技术工人的待遇，不仅指经济待遇，还包括政治待遇、社会待遇。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从事生产一线工作，必须深刻把握‘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全部内涵。充分利用好市场、政府、社会多方力量，持续完善收入分配、职称评定、户籍改革政策措施。”张立新表示。
以技能参与利益分配
“机械行业收入低，一些学徒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好的师傅也很难教。”林敬剑是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机械有限公司二分厂的一名优秀钳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深有感触地说，要提高技工的职业吸引力，最核心的就是提高待遇。“只有收入高了，年轻人才会对这个行业感兴趣，才会专心研究技术。”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保障人才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强化对人才的物质和精神激励。那么，作为一项“创新要素”，技能如何参与利益分配？
“政府部门应负责指导企业结合劳动组织管理和收入分配改革，加大技术技能水平对薪酬的影响比重。将薪酬、福利、培训等资源向生产一线关键技术岗位的高技能人才倾斜，推动企业实行高技能人才津贴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对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实行股权和期权激励。”沈荣华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探索。
去年底，上海市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推动一线职工岗位创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用10年时间培养1000名“上海工匠”，使上海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重达到35%。为此，上海将建立职工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鼓励各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职工创新积极性。该文件规定，“职工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将不低于70%，且转化收益用于人员激励的部分不计入工资总额基数。”
位于“塔基”的蓝领技工，是高技能人才的储备资源，他们的工资增长要依靠集体协商。业内人士表示，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应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确保工人收入合理增长。由于技能等级是协商工资的基础数据，因此当务之急是推动技能等级与薪酬水平挂钩。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引导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促进该制度与就业制度、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和企业劳动工资制相衔接。”沈荣华说。“科教文卫领域重视职称评定。但在技能人才领域，技能等级评定的政策和制度还不完善，且评定后的待遇标准也没有明确说法。这就是下一步的改革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说。
全总保障工作部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推动完善技能鉴定制度，实现技能水平与薪酬挂钩。同时，推动各地制定各技能等级工资指导线，提高劳动者参加技能鉴定的积极性，完善多劳多得、技高者多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带动广大产业工人增技能、增本领、增收入。
打通职业发展“天花板”“玻璃门”
要让技工安心磨练技能，就得让他们在职业发展中有目标、有奔头，打通职业上升通道。然而在现实中，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往往都与学历挂钩，职业技能评价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吴仁灏，是浙江省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骨干。他曾主持20多项汽轮机专利技术课题研究，凭借丰富技术经验成功解决产品生产故障，为企业挽回损失近1亿元。然而这样的一名技能专才，却在理论考试中屡屡折戟，难以晋升高级技师。在浙江省改革评价体系后，吴仁灏终于拿到了职业资格证书。
近年来，浙江省改革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按照简政放权要求，在全国率先将技能人才评价权交给企业和行业。2015年底，浙江已有2.1万家企业建立自主评价工作制度，培养技能人才27.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0.3万人。
“对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主动适应企业需要，评价内容主动贴近企业岗位，不仅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也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创新，将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大促动作用。”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顺江认为。
为打破“唯学历不唯能力”、“重学历轻技能”现象，浙江还规定，企业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分别对应聘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享受同等工资福利待遇；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退休（退职）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的基本养老金增发标准。
“应鼓励高技能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职业发展上实现‘贯通’，使高技能人才可以继续向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者，甚至党政领导干部等不同的方向发展。拓展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使更多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沈荣华说。
在辽宁，沈阳机床集团出台了员工非职务晋升方案，为员工设计出管理职位与专业职级晋升的“双通道”。员工既可以选择管理通道发展，按照职务序列的管理层级晋升职位，也可以选择专业通道，按照业务领域的专业性等级晋升职级，满足员工职业发展需要、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新增加的非职务晋升通道，把所有员工纳入投资与决策类、市场与服务类、技术与创新类、经营与管理类、生产与制造类和生产与行政服务类等六大类岗位类型，每名员工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明确努力方向，享有公平的晋升机会。
不仅如此，员工还可以在不同岗位类型之间“流转”。比如，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员工可以转入市场与服务类岗位，为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并在此通道中继续晋升。在六大类岗位类型中，各有9～15个职级来体现专业和技能水平，每晋升一级，不仅有直接的薪酬提升，更有优厚福利，增添个人荣誉感。
在急缺高技能人才的广东，技工院校毕业生待遇政策取得重大突破。“取得高级工和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政策上视同大专学历人员”，这一政策在《广东省2015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中得到了明确。
广东省人社厅负责同志说：“规定技校生可以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并不是要让高技能人才转行，而是重在给他们一个平等的门槛，一个公平的就业机会，一个高技能人才应有的社会地位。”
技能等级同大城市落户挂钩
2015年底，上海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罗良收获了一本上海户口，成为非上海生源中专毕业生获批落户上海的第一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摘得的车身修理项目银牌。
为吸引和留住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海已在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办法中把技能等级列为基础指标，社会紧缺急需专业的技能型人才还可获得额外加分。
“要让农村户籍的高技能人才在城市里安下身，才能让他们安下心。这就要求在户籍改革上有所突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省会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
落户城镇，对于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吴江表示，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可以让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直接增加技工行业的吸引力和社会竞争力。
随着“一亿人落户城镇”战略推进，全国多地已经开始陆续落实“技能等级同大城市落户挂钩”政策。与上海一样，在高技能人才紧缺的广州，相关落户政策也已落地。按照政策，具有技师证的高技能人才入户广州的条件明显低于其他群体。比如，本科学历人才落户广州要求年龄在35岁以内，但对考取了二级技师证的高技能人才，落户年龄已放宽到40岁。
“此类户籍改革措施，在制定中必须精准细致，充分考虑到高技能人才的特殊需求，增强操作性，同时做好宣传。让好政策真正落地，才能给蓝领技工带来真正的激励，让工匠们安下心来磨练技能、制作精品。”张车伟说。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14期
锤炼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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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执笔：杨琳
参与采访：屈辰 黄浩苑 实习生袁舒
0.015～0.04毫米，是一根头发15%～40%的距离，也是世界顶尖的数控铣高级技师“锱铢必较”的误差值。出生于1995年的铣工张志坤，就是凭借这样的精度，在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控铣项目中摘得金牌。这样的精度，彰显出中国制造的最高实力。
然而，这远非中国制造的全部。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接近2000亿元。巨大反差的背后，对应着另一组数字——我国技能劳动者数量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1/4左右，掌握“高精尖”技术的高级“工匠”更是凤毛麟角。
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到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倡导“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再到中央刚刚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大力培养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密集的高层部署与微观层面每个企业面临的技能人才“干渴症”遥相呼应。
那么，处于战略转型期的中国，最需要什么类型的高技能人才、哪些领域最缺工匠？
“航空航天、高档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高端装备与材料等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最缺乏高技能人才。”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
比如，我国研发的光刻机，汇聚了光学、机械、电子、控制等几十个专业的精密技术，异常复杂的设备对于制作人员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极高挑战。“科研人员需要会编程、优化算法、熟知相关的成像理论，等等。但完成了设计，最终还得依靠工匠们‘真刀真枪’地把设备做出来，制作工艺的难度一点不比研发环节小。”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我们太缺高技能人才了，很难招聘到合适人选。”
“不仅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加工、建筑、能源、环保等传统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也已成为制约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吴江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涉及人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都要依靠人才队伍素质的提高。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需要职工掌握最新技能。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需要掌握计算机技术和机电一体化复合技能的现代技工。”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沈荣华说。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缺少了技术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以及其背后整个技能人才队伍的迅速扩充和结构优化，中国企业就无法赚取产业链最高端的丰厚利润，“中国制造”就无法在惨烈的国际竞争中升级为“中国智造”，中国的经济转型将因缺少人才支撑而错失良机，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很难向“橄榄形”的稳定状态转变。
技能可贵、工匠难得，这几乎是所有生产企业的共识。然而，谁来锤炼工匠？谁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世界技能大赛中为中国夺得奖牌的选手，大部分是来自职业院校的学生。而德国选手则多为一线工人，他们边工边赛，却在绝大多数项目中具备夺牌实力，代表着德国技工真正的高水准。
究其原因，是中国参赛主要靠政府和技校推动，企业很少参与。比如广东去年安排了1500余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大赛集训、参赛、交流，省机械技师学院专门从巴西进口设备，帮助选手全面掌握竞赛设备性能。国家层面还专门成立了国家集训队，对选手进行为期近一年的训练，一个焊工一个月花掉的原料费就达4万多元。世界技能大赛由国外知名企业冠名赞助，各国设备厂商云集，展示全球最新、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工艺，却唯独不见中国企业的身影。这与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只想“摘桃”、不愿“育苗”，是很多企业的通病。在采访中，谈到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企业纷纷表示“工人技能水平不足”是痛点。他们一边抱怨技工难招，一边又认为自己培养技工“不划算”，更倾向于去市场招人，或到别的企业“挖人”。
有的企业每年耗费大量财力送管理人员学MBA，送工程技术人员去高校拿文凭，却不愿在技工培训上多投入。有的企业不按技术等级兑现待遇，挫伤职工积极性。有的企业管理岗位与生产岗位收入差距过大，一线技能人才晋升通道狭窄。“缺技工，卡住的是企业的脖子。如果只是政府‘发声’，企业的观念不扭转，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就不牢固。”苏海南说。
千锤百炼方成钢。一名学徒成长为高级技师，至少需要8年。而“严谨”、“坚持”、“耐心”这些“工匠精神”的特性，更需要漫长的养成时间。
“与其说是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工匠习惯。后者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吴江说，要建立工匠制度，在制度规约下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这是一项牵动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力量的系统工程。”
薪酬待遇，实质性地决定了技工的社会地位。由于供求失衡，位于“塔尖”的明星工匠薪酬颇丰，但“塔基”部分的蓝领技工收入仍然偏低。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还饱受欠薪、福利、社保等问题的困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什么办法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是一道严峻考题。
职业尊严，虽是个“软概念”，但却决定于很多“硬问题”。比如落户城镇时，技术等级能否等同大学文凭？高考能否实行“学术型”、“技能型”两类院校录取制度，改变“考不上大学才上职校”的现状？职业资格证书怎么与职称制度无缝衔接，打通高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一系列制度壁垒有待打破。
对于企业，如何让其明确职工培训的主体责任？能否像促进残疾人就业那样对自主培养技工的企业给予免税等政策优惠？如何规范用工制度、提高用工稳定性，让企业放心“育苗”？企业用什么办法“拴心留人”，把高技能人才锤炼成核心竞争力？这需要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协作。
对于职业院校，“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如何建立？“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核心的新型学徒制怎么落地？如何提高职业院校教师收入水平、改革职称评定办法、稳定师资队伍？这需要资金，更需要改革。
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倒逼着思想解放。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每一次人才观念的转变，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这一次关于技能人才的思想解放，亦将如此。
在日趋迫切的人才需求导向下，“重学历文凭、轻职业技能”的传统观念，以及家长不愿让孩子当工人、蓝领技工地位低等现象，都将被逐步扭转和改变。千千万万的大国工匠，将如中国历史上的鲁班、蔡伦、李春等能工巧匠一样，成为支撑起现代产业发展的人才龙骨，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财富分配和规则制定中，占领先机。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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